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谈“十二五”既要高质量又要好就业
今年“两会”期间，袁贵仁部长表示“985”和“211”工程高校不再扩容，这一信息将促使高校按照国家政策导向，从追逐升格转向各安其位，从外延式发展为主转向内涵式发展。“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建设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向地方及行业背景高校倾斜，因此，每一所本科、高职院校都可以争创国内国际一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既能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满足学生谋生发展的需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克服高校同质化倾向已有明确政策导向：
一是提出2020年分类目标，在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同时，我国高教结构将更加合理，特色将更加鲜明；
二是建立高校分类体系，政府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三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分类评估制度，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包括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促使不同高校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
高等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建设等重大任务，若学科专业完全与市场接轨，不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多重使命；若完全关门办学，就会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活力。所以，“十二五”期间乃至2020年，高校的根本任务，始终是提高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在打牢学科专业基础与适应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之间，寻求适当的结合点。
预计今后五年国家的具体措施，将继续鼓励和支持高校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强紧缺人才特别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重点加强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涉外人才、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根据不同学校特点，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顶岗实习，整体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就业能力。同时，还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卓越工程师、医生和法律人才等教育培养计划，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综合试验。
“十二五”期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将为4500万人，按今年高校毕业生660万人及后几年数据匡算，也许占到全部新增就业人数的70%，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依然是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大的方向是人力资源基本上由市场机制配置，政府会采取购买公共服务岗位、签订定向培养协议等方式促进就业，但绝不可能回到包揽的老路上去，所以，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多管齐下、因地制宜、积极推进。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高校在深化教学改革、增强毕业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同时，还要加强就业创业教育，优化就业指导服务，特别是要探索建立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尝试建立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吸收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过程。这样做，不仅可以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而且有利于提升毕业生质量，寻求行业企业对毕业生就业的有效指导与支持。
重大科研成果论文外流拷问
我国科研评价机制
我国近年重大科研成果论文大多在国外期刊发表――优秀论文外流拷问科研评价机制。
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吴文俊的“数学定理机器证明方法”、中国科学家关于“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这些曾经引发国际科技界广泛关注的学术成就，当年都首发在国内学术期刊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许多学者则对媒体坦承，“如果我有好的学术文章，我更倾向于投到国外本领域的期刊上。”
面对优秀论文外流这一尴尬局面，
资料显示，国家对科技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使得我国科技产出迅猛发展。近10年来，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大幅增长，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我国学术期刊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国际竞争力，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均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方式受到世界关注。
《报告》认为，导致我国科技期刊学术质量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科技发展真实水平的原因是，国内不少学术研究和管理评价机构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国际显示度与影响力，制定了针对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例如SC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各种奖励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学者投稿首选国外高影响力期刊，造成大量的优质稿件外流。
《报告》分析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前的科研评价导向机制和政策，倡导国内学者和专家将优秀成果更多地投向国内期刊，论文外流现象势必进一步加剧。由此将导致国内期刊无法获得优秀科研成果的首发权，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难以提升。
事实上，在我国大量外流的科研论文中，不乏极具科研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的一流论文，这一点从中国作者在国外若干领域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迅速增加中可见一斑。
一组数据可以为此写下注脚：近年来，美国《工程学与科学中的计算机建模》在JCR（《期刊引用报告》，全称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的影响因子为4.785，2000年时还未发表中国作者论文，2008年发表中国作者论文数量达 33篇，占该刊全年载文量的16.7%，份额列美国之后。在材料科学领域，2001年《纳米快报》（美国化学会主办，在JCR材料科学期刊中排名第六）发表中国作者论文5篇，至2009年已增长到72篇。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认为，学术论文我们不叫“外流”，我们鼓励学术论文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大量的论文没有登在中国的期刊上，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办刊的质量还不是太高，主要是学术论文信用方面出了问题，对好论文缺乏激励举措。
《报告》同时认为，过分注重量化学术指标，也会引发学术不端。在重视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核心期刊的“指挥棒”下，科研人员为了应对各种考核评价，研究生为了顺利获得学位，已不再仅仅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而发表论文，而往往带有晋升职称、评选优秀、获得项目资助和奖励等功利性目的。
“这种看似客观、简便的评价方式，其实是一种过度量化、过于简单、忽略论文及科研成果实际价值的学术评价方式，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宗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也催生出大量的‘学术泡沫’。” 《报告》对此一针见血地分析道。
在研究者们看来，正是由于过于追求量化学术评价指标、评价结果与职称、考核“挂钩”的结果，使得整个学术界沉浸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中，甚至成为引发一稿多投、同一学术成果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现象的主要根源。
《报告》指出，在期刊的分级分类评定过程中，过度依赖量化评价指标同样带来弊端。在量化指标成为学术质量主要衡量准绳的情况下，某些期刊为了提高相关指标，不择手段，采取一些不客观的人为方法提高某些指标，完全成了评价指标的“奴隶”。
由此产生了一些怪现状：人为干扰参考文献引用，要求作者多加引用自身期刊的参考文献，以此提高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为提高基金资助文章的比例，对无基金资助的论文拒之门外；为缩短报道时差，不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稿件处理速度，而是注明修改稿定稿日期作为收稿日期，并不注明收到原始稿件的日期，以此获得较短的报道时差。
《报告》作者呼吁，亟须建立健全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评价环境，使评价体系起到促进科研的作用，这也是国内期刊提升学术质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厦门大学的科研定位
厦门大学将科研定位于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瞄准世界科技创新前沿、国家和海西重大战略需求。
一、搭平台承接梦想
创新靠人才，人才需平台，有了好的实验基地、好的仪器设备，教授和企业“牵手”走入了实验基地，共谋创新。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厦大新增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6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2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未来五年，厦大提出还将新增3―5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10―15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2―3个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文科重点实验室。厦大的国家大学科技园作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一个支点，就是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搭建转化“平台”。
依托厦大与养生堂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厦门大学养生堂生物药物联合实验室”研制成功的世界首个禽流感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最快可以在1个小时内检测出是否感染禽流感病毒，被认为是世界领先的专一性诊断试剂盒。在厦大，像这样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姻”的创新平台已越来越多。
二、聚人才创造奇迹
近年来，厦大不仅培养和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大师”，还大力推进“学科带头人+创新团队”建设，打造出了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优秀团队。郑兰荪教授课题组在世界上首次合成出比C60小的富勒烯，实现富勒烯研究的重大突破；孙世刚教授课题组通过发展电化学方法，第一次高产率制备出具有高表面能的二十四面体铂纳米晶体催化剂；焦念志教授提出的“微型生物碳泵”理论框架，揭示了海洋储碳的新机制；韩家淮教授课题组发现了可调控细胞死亡方式的人体蛋白激酶，为治疗与细胞坏死的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田中群教授课题组提出建立壳层隔绝纳米粒子增强拉曼光谱方法，由此建立了超高灵敏度的通用检测衡量化学物质的方法……
三、拓思路宽了舞台
科学研究贵在自主创新。如何自主创新?厦大的科研人员给出的几乎是同样的答案：顶天立地。
何谓顶天立地？“顶天”，就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与科学技术前沿，面向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立地”，就是主动贴近、主动融入、主动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从海西和厦门的紧迫需求出发，切实解决海西和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我们鼓励教师积极承担国家‘
被列入国家863计划的厦大“高污染海洋浅水湿地生物修复的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研究项目，不仅有效解决了厦门市�o�Y湖的污染问题，更成为厦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点之一。
此外，厦大还根据海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着力在生物、新能源、海洋、化工、医药、信息、光电等领域，重点构建10个交叉集成的科技创新平台。这些创新平台，不仅为学校打开了进入国家科技创新前沿的战略新通道，而且产出了一批重大成果，有效提升了学校自主创新能力，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谈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如何协调
一般而言，大学内部事务可以分为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或行政事务)。与此相对应，大学内部存在着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一种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另一种是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以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系统。行政权力扎根于权力授予，来自组织的委派或任命，突出照章办事和等级服从，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和指示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强制性，其价值定位是保障大学组织目标的实现，保证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得以落实。学术权力是学术组织及学术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它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大学的内在要求，是大学本质特性的外化，主要依靠学者基于学术构建的权威对客体产生影响，具有松散性、非强制性、自下而上等特点，其价值追求是保证学术标准得以贯彻，学者所从事的学科得以发展，学术人员的学术权力得以保障。大学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协调匹配、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发展和提高。一所大学组建后，行政权力便相应产生。随着大学职能日益多样化，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增强，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性加剧，使得行政权力在行使中不断强化。而学术权力的产生和培育相对缓慢，其权威性的树立需要较长时间，其有效履行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均明显弱于行政权力，经常受到行政权力的挤压，这在客观上容易导致大学内部管理的行政成分更重一些。
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把它们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失位。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解决这一问题，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界限，严格限制行政权力放大或对学术权力进行干预；二要确立学术本位的观念和意识，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积极营造尊重学术的大学文化；三要强化学术民主制度建设，健全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相关制度，保障学术人员能充分参与大学管理和决策，切实享有对学术事务的主导权；四要充分保障大学教师和学生权益，完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明确规定教代会的职责并确定学者代表的比例，使教代会的组成真正反映高校各种利益群体的要求，将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学生群体对学校事务的参与；五要改善大学行政管理方式方法，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尽快实现大学行政管理从官本位向学术本位转变，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向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的转变。总之，就是要推动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能够真正以教师、学生和学术为中心，主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做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匹配、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辅相成。
浙江大学设立“求是特聘教学岗”
浙江大学近日设立了教学最高岗位―――“求是特聘教学岗”。6位长期从事本科基础教学的高水平教师成为首批受聘者，他们将享受与国家“长江学者”一样的待遇，年津贴20万元。
在国内一些高校，上课成为“副业”，教授离“三尺讲台”越来越远，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引人关注。浙大推出的“教学新政”，力图改变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轻授课的考核方式，引发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层思考。
一、上课成教授“副业”， 症结在考核导向
近些年来，在各地争相建设“科研型大学”背景下，“名师不上讲台”已成为高校的普遍现象。在“重科研、轻教学”的考核指挥棒下，许多大学教师将大量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无暇顾及课堂教学。
职称越高，离讲台就越远。浙大改革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全校3000多位老师，没有承担教学任务的约占20%。这其中除了身体等特殊原因外，大多数是科研任务较重的高层次人才。
浙江大学副校长来茂德认为教学量的多与少，教得好与不好，和晋升关系不大。在原有的考核体系中，科研因子是“显性”的，有论文、有基金等数据支撑，而教学因子是‘隐形’的，效果要长时间才能体现。一个 “
因为重论文轻教学，导致一些高校“教学型”老师被边缘化。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一生致力于课堂教学，深受学生们喜爱，但是由于缺少科研成绩，58岁去世时连副教授也没评上。
二、“教书匠”津贴20万元， 晋升与授课绩效挂钩
为扭转“上课成副业”的局面，浙江大学推出一系列“教学新政”。其核心是加大教学在职称评聘、岗位聘任与津贴发放、评奖评优中的权重，力求改变以科研业绩主导的考核，建立“教学优先”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首批6位“求是特聘教学岗”受聘者中，国家级教学名师即占5席。这些教师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担任本科教学任务，坚持讲授基础课程，并获得学生好评。
年过60的国家级教学名师杨启帆是受聘者之一，“培养学生，对我来说更有意义。”他说。在浙大任教40年，他一直在三尺讲台上尽着一个老师的天职，为本科生上数学建模等课程，并指导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每年教学量达几百课时。
浙江大学把教学的投入度作为教授职称晋升和薪酬发放的重要考核指标。优秀“教书匠”年津贴20万元，待遇等同“长江学者”，这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积极尝试。今后副教授晋升教授时，如果教学工作量不达标或教学效果差将被“一票否决”；教授基础津贴的50%与教学量挂钩，若不达标，津贴不予发放。
三、“名师进课堂”能否提振高等教育？
针对浙大“教学新政”，有关专家表示，设立名师教学岗愿望是好的，传递了校正“科研畸重”的积极信号，倡导了“教学为先”的办学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大学里“名师不上讲台”的问题。
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认为，没有教学，何谈大学？大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培养人才。名师应该走向课堂，让更多学生分享他们的才华、智慧。
值得强调的是，教学与科研不应是对立的“两张皮”。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史秋衡认为，科研型大学理想的教学模式不是选几个教学名师，而应以科研引领教学，在科研活动里展开教学，实现真正的师生互动，在体验中学习，在熏陶中学习，这才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育路径。
沈阳师范大学出新规：教师晋职不靠论文靠教学
在沈阳师范大学刚刚结束的2010年职称评审中，安晓飞等4名以教学为主的教师晋升为教授。
这让很多长年奋战在教学一线，又深受学生喜爱的好教师看到了希望。评教授，终于可以不再受科研课题以及高水平论文等硬杠杠的束缚了。这一切皆源于沈阳师范大学出台的教师晋升职称新规：“教书教得好，深受学生喜爱，同样可以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砝码。”
成为一名教授，是作为一名从教人员一辈子的荣耀与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一线教师却评不上副教授、教授，享受不到应有的荣誉和待遇。做了20多年副教授的安晓飞是一名公共课教师，她一直坚持为全校本科生讲授数学公共课，年平均工作量达400课时。课堂上，她语言逻辑性强，知识拓展领域广，师生互动交流多，是学生们心中的好老师。
据了解，沈阳师范大学现有教学科研人员1600余人。2010年，该校出台《关于以教学为主教师职务评聘办法》，根据教师的工作侧重点和个性差异，实行分类管理，将教师岗位分为三类，即以教学(艺术指导)为主、教学科研并重和以科研为主的岗位，单列体系，单列指标。教师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我定位，自主申报岗位类型。新规实施第一年，就有4名教师受益。
其实，早在2007年的秋季新学期伊始，沈阳师范大学就出台了职称评聘文件，设立“本科教学名师奖”，开启了“名师直接晋教授”的直通车，打破“重科研、轻教学”评聘规则，让那些教学任务繁重、没有充裕时间投入科研的教师看到了希望。
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于文明说：“在教师职务评聘中，我们尽力避免一刀切，变一把‘尺子’为多把‘尺子’，通过建立个性化的聘任条件和发展平台，鼓励教师发挥特长，把自己的教学工作做得更好。”
按照新规，拟晋升职务人员要经历基层单位推荐、分别召开学生和教师座谈会，以及参加学校统一举行的以教学为主教师职务晋升竞聘教学大赛等一系列环节。大赛全过程采用校园网络进行直播，审计部门全程介入，学校媒体全程跟踪报道，现场公布竞聘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