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化发展愈发凸显。2011年-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从6.56万增长到11.6万，在学博士研究生数量从27.13万增至46.65万。2021年我国在读博士达到50.95万人，预计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首次突破13万人次，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博士工厂”。然而，就是这一批大众眼中的“学之骄子，站在象牙塔尖，手握直上青云的通行证” 的群体，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楚，这几年博士延毕和清退现象屡见不鲜。
一、盘点那些退学的博士
在创建于2019年的豆瓣小组“博士，退学了嘛”里，有3万多名网友聚集在一起，讲述自己跟博士退学有关的经历。“Do not feel any guilt about it！”，小组简介鼓励大家用这种态度面对退学。博士退学分为主动退学和学校清退。超期成为学校清退的主要原因，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若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学校可予退学处理。自2019年以来，国内多所大学对包括博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念起“紧箍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30多所高校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多个方面。而面对以过劳工作和997科研为“学术美德”的科研文化环境，使得超时工作变为一种道德责任，一点点侵蚀着博士生的身心健康。他们拼命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术，如果学术进展不顺利，博士生更是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惩罚，推迟或者放弃正常的交际、运动和日常享受。于是，这几年许多名校在读博士无奈选择主动退学。
二、学而优则退，缘在何处？
不管是退学还是延毕，其背后无非都是因为压力和焦虑，学业压力、生存压力、年龄焦虑、发展焦虑。首先是持续走高的延毕率。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约46.5%，在2012年延毕率突破60%后仍不断上升，到2018年延毕率已达到64%，说明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而延毕就意味着更晚的进入社会岗位，更紧迫的学术发表要求。SCI对于高校就相当于GDP对于地方政府一样，成为一个崇拜物，成为学术生产能力的符号和象征。每年高校会盯着自己的SCI数量排行，在不少985和211高校，一半以上的SCI数量由博士生完成。
因此，高校要在SCI上竞赛。就会直接将压力直接分解给博士，使之成为博士毕业和获得学位的一道关卡；而造成延毕最核心的影子就是博士培养质量无可争议的下滑，在北京大学一项中国博士生培养质量调查研究中指出：调研群体中，32%的人认为当前博士培养质量下滑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指导，17%的人认为是国际交流的机会不足，超过70%的博士表示平均每两周才能与导师面对面或线上交流一次。甚至，很多博士从入学后就是放养型或半放养型。许多学者表示，扩招带来的博士培养质量泡沫化，是另一种形式的揠苗助长。
其次，导师和家庭往往是另外的压力来源。很多博士研究生爱把导师称为“老板”，因为他们掌控着论文能否发表、毕业能否顺利通过等“生杀大权”，甚至一些导师行政缠身， 忙于经营自己的“学术交际圈”，对学生疏于教导。本质上，其实是在当前难以根绝的学术绩效评价导向下，科研压力层层转嫁，部分导师一定程度削减了对博士生培养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以此为基调，更多博士戏谑自己为“牛马”“工具人”。家庭方面，传统的中国式家长往往有着“板凳十年冷，唯有读书高”的思想，“退学”通查会被贴上“畏难”、“不勤奋”、“懒惰逃避”、“丢脸”等诸多负面标签。最后，选择退学的群体，在各种压力下，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对所研究课题的学术憧憬，他们最终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能纯粹的热爱学术研究，在精神层面已经怅然若失。
长期受挫使得个体倾向将失败归因于自己，学业进展的不顺利导致他们对自我学术能力的怀疑，进而延伸到对自己全方位能力的怀疑，程猛及其团队在文章《象牙塔尖的忧郁——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研究》中这样描述他们的抑郁体验：“他们被压力击溃，被丧失之感包裹，生活中弥散着对自己的负面认知，对人际关系尤为敏感，甚至产生种种躯体化的症状”，甚至有人读着读着，就从实验室走上了天台……
李政道曾题词：博采科学精华，士当为国争光，后辈定能居上。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陈旧观念更需要被打破。现在博士学位仍然是“最强大脑”的象征，但博士不再是高不可攀。不久前，杭州市余杭区某街道办一张的招聘公示火了，列表中被录取的50名应届生不乏清北博士；每年，深圳的中小学招聘教师，都有清北博士位列候选人名单，被称“神仙打架”，多元的选择，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对任何一个群体，都应给予足够的包容。（文章来源：里瑟琦智库）